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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垃圾圍城”拉響警報，我們該如何應對？
其實，許多比我國提前多年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，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遭遇過相同的問題，同時也積累起與垃圾“斗爭”的豐富經驗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反觀這些國家的經歷和做法，我們或許可以從中找出應對之策。
焚燒處理成主流
據了解，目前國際上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生活垃圾，許多是采用焚燒處理法，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和歐盟大部分國家的焚燒處理率高達70%到80%，德國、加拿大等國，甚至把埋在地下幾十年的垃圾重新挖出來進行焚燒發電。有數據統計，截至2010年，世界范圍內已有35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建有2000多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。
例如，法國現有300余臺垃圾焚燒爐，可處理40%的城市垃圾。其首都巴黎的4家垃圾焚燒廠，年處理量達170萬噸，占全市垃圾總量的90%。在日本，由于其先天的島國地貌以及稀缺的土地資源，不允許其對垃圾進行大規模的填埋處理。于是，上世紀70年代起，日本大力推廣垃圾焚燒，焚燒廠的數量一度占到全球的70%。
有的以填埋為主的發達國家，現今經填埋處理的垃圾總量也在減少，而焚燒比例有所提高。例如，美國目前回收、焚燒、填埋垃圾的比例分別是30%、14%和56%，但填埋廢棄物的總量已從1990年的1.27億噸降低至2001年的1.16億噸，填埋場的數量由6326個減少至1858個。
2004年，垃圾焚燒在美國獲得了可再生能源生產的稅收抵免資格，市政部門對焚燒廠的重視因此增加，并著手在現有規模的基礎之上進行擴建。美國環保局200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，美國共有87座“廢物能源回收廠”，分布在26個州，共有焚燒爐220臺，設計總處理能力為每日9.4萬噸。
新技術不斷涌現
然而，垃圾焚燒處理在國外也并非一帆風順。它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，此后，由于焚燒所產生的廢氣、廢水、灰渣等對環境的污染問題，在上世紀80、90年代曾遭到質疑。
進入21世紀后，隨著人們對二惡英來源的科學認識，以及垃圾焚燒技術的進步，不少國家對垃圾焚燒發電的態度開始逆轉。
一方面，科學人員經過檢測發現，大氣環境中的二惡英九成以上來源于一些污染較重的工業企業，如煉鋼、火力發電等工業鍋爐燃燒等，而并非源自普通的垃圾焚燒。另一方面，焚燒技術的改進使得因垃圾焚燒產生的二惡英變得可控——只要將焚燒爐的煙氣溫度控制在高于850℃，停留時間大于兩秒，利用二次風的充分攪動，使得爐膛內保持過量空氣以確保充分燃燒，便能盡量抑制其產生，并促使已合成的二惡英充分分解。
近幾年來，更多新的垃圾焚燒技術不斷涌現。例如，斯托克焚燒技術，以及利用斯托克裝置進行發電和處理二惡英等有害排放物的新方法，可以更好地減少二惡英的排放。另外，來自德國的CFB煙氣凈化技術、日本的改良半干法脫酸技術等，均可以有效解決二惡英排放問題。
垃圾減量招數多
有觀點指出，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垃圾處理模式背后，首先是合理的垃圾分類回收體系，其次是完善健全的垃圾管理法律法規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，如用戶收費制度、產品或包裝費、押金返還制度、填埋稅等，以保障垃圾處理的高效可行。
例如，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垃圾生產量最少的國家，也是世界上公認的垃圾分類回收做得最好的國家。在日本，垃圾并非想扔就扔，而要遵循專門的時間表，每周7天，回收垃圾的種類也各不相同。由于這種嚴密的分類措施，日本現有的垃圾焚燒廠所燃燒的垃圾，已經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學制品，大大降低了焚燒所造成的有毒氣體排放量。
德國則遵循著“減量、循環與再利用”的廢物處置理念。為此，德國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推動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，例如，1972年通過的首部《廢物避免產生和廢物管理法》，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頒布實施的《物質封閉循環與廢棄物管理法》。近年來，德國每年產生垃圾6000多萬噸，回收利用的比例高達57%。
在加拿大多倫多市，垃圾可不是“想扔多少就多少”。2007年，該市出臺規定，一戶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上限為每周6袋，市政垃圾收集車不負責運送超出上限的額外垃圾，居民須自行將這些垃圾運送至當地的中轉站，未按有關規定處理垃圾的居民將被處約合90美元的罰款。
2008年，多倫多又實行了一項新的制度規定，要求每戶家庭必須從小、中、大、超大4種不同規格的垃圾箱中選擇一種放置生活垃圾。依據選用垃圾箱規格的不同，居民需繳納的垃圾處理費也各不相同，大約合為小型10美元、中型39美元、大型133美元、超大型190美元。
高昂的垃圾處理收費，不僅抬高了垃圾制造者的心理門檻，也為垃圾處理工作提供了財力支持。芬蘭從1996年開征垃圾稅，對于送往垃圾掩埋場的垃圾每噸征收30歐元的垃圾稅。2007年此項稅收收入突破5700萬歐元，收入全部補貼到了垃圾處理現場操作、廢物清理、維護處理設施以及廢物運送等方面。
